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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水平對外開放驅動國內國際雙循環

沈銘輝

2020年10月29日08:04    來源:經濟日報

原標題:以高水平對外開放驅動國內國際雙循環

今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就需要我們對經濟全球化、國際大循環、高水平對外開放等問題有正確的認識。

世界經濟發展離不開聯通和交往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面臨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沖擊之時,中國仍堅定不移地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因為我們堅定地認為,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國際經濟聯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縱觀人類發展史,就是一部始終朝著更高效率生產和生活方式發展的演進史。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社會經濟從自給自足逐步發展到專業化分工,分工也從家庭之間逐步發展到地區之間和國家之間,乃至發展到全球價值鏈之間,並因而衍生出國際金融與投資的發展。這一演進過程並非偶然,而是人類歷史的必然選擇,因為它代表著更高的效率和生產力水平。新冠肺炎疫情和個別國家的保護主義都不可能打破人類社會演進的主旋律。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就是對外開放。我們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讓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好地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發揮驅動作用,就是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

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適應中國當前發展階段和環境的長期戰略抉擇,而非僅僅是應對經貿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的短期策略決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將加工制造的各類工業制成品供給全球市場,形成了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並成為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但這一模式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即對外部資源和市場的依賴性大,一旦出現技術“卡脖子”、能源市場動蕩或主要經濟體危機,外部輸入性沖擊對內部經濟、金融的影響很大。

近年來,隨著外部環境和我國發展所具有的要素稟賦的變化,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而我國內需潛力不斷釋放。這主要來自以下原因:

其一,外部市場的逐步飽和。這些年來,中國憑借自身強大的生產能力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在世界各國進口來源地的排位也快速攀升。但外部市場份額增長是有極限的,特別是一些傳統的出口市場已近飽和,新市場的開拓又有待時日,快速成長且有巨大潛力的國內市場理應成為消化中國產能的重要力量。

其二,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都面臨實體經濟復蘇困難等問題,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一時成為一些國家轉移內部矛盾的有力工具。這股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逆流未來仍將持續,中國制造面臨的外部市場環境可能在較長時間內處於不穩定狀態。而在經受了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后仍保持足夠韌性和活力的中國內需市場,理應成為動蕩環境下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其三,國內要素價格的變化。“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作為經濟增長主導的必要條件之一,是能持續投入大量廉價勞動力到生產之中,這也是一段時間內中國參與全球分工和貿易的比較優勢之一。但是,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逐步提高,在價值鏈低端的加工裝配環節的比較優勢有所削弱。

其四,環境和資源約束趨緊。服務外部市場的生產活動是中國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的主要原因。為應對環境承載和資源枯竭的壓力,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是近年來中國的重大任務,這也意味著原有以資源和污染為代價的經貿模式必須做出改變。而且,中國有足夠的潛力和能力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利於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

國內國際雙循環是相互促進的關系。一方面,國內大循環釋放的活力有助於高水平對外開放。隨著中國收入水平和消費率的提升以及全球規模最大的中產階級群體的壯大,消費正成為需求側拉動中國經濟和形成國內大循環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中國消費需求的擴張為其他國家企業提供了更大的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紅利的機會。更開放的中國也將會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源和要素進入中國,創造更多的增長機會。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隻會越開越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利於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對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和理解:

第一,關稅的逐步下調和商品進口的擴大將更大地釋放內需活力。目前,中國關稅平均水平低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為外國商品更大規模、更低成本進入中國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不僅讓各國共享中國發展紅利,更有助於在某些領域緩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有利於人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同時,也可以節約土地、能源等要素的使用,使之更為集中、高效地投入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戰略性產業和項目,推動國內大循環的發展。

第二,部分產業市場准入的加速開放所產生的競爭效應將更進一步促進提高中國產業和企業的競爭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是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關鍵。堅持開放創新,進一步提高開放水平,在國內外高端技術人才的交流與合作下,在國內外創新創業資本的共同促進下,在國內外市場需求的多元引領下,中國才能事半功倍地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實踐証明,在國內外市場與全球頂級企業的競爭與合作中,有利於成長出在技術創新中發揮主體作用的優秀企業。

第三,基於全球經貿規則的制度型開放將更有利於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為推動更高水平開放,以保障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為主的流動型開放正在向規則導向的制度型開放轉變,開放措施也從關稅等邊境措施向規則、規制、管理、標准等邊境內措施延伸。知識產權保護等與貿易相關的邊境內措施的制度建設進一步加速,不僅體現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也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對於高水平對外開放,習近平總書記還特別強調了值得注意的兩點。一是凡是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國家、地區和企業,我們都要積極開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開放合作格局。二是越開放越要重視安全,越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這表明開放合作是戰略層面的,應以全局性的眼光不斷優化營商環境,與所有遵守市場規則和契約精神、不損害中國國家和企業合法利益的國家、地區和企業展開全面合作。同時,在擴大開放中也要增強風險防控和監管能力,對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及有損中國企業合法權益的各類行為預設應對“政策工具箱”,堅決維護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責編:吳兆飛、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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