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市場對話是貨幣政策成功的必要條件
來源:工商時報網
文/洪奇昌(台灣產經建研社理事長)
在全球通膨高漲時代,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動向攸關各國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動向,更牽動了企業生產模式及民眾消費行為。近日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6月份CPI同比增長達9.1%,高於市場預期的8.8%,創下40年來新高。在美國CPI公布之後,美元指數於13日上揚到109.25反映市場對7月份聯準會(Fed)至少升息3碼甚至4碼的預期;而2年期美國公債利率則再次高於10年期,倒掛的殖利率曲線則反映了市場對美國經濟硬著陸的擔憂。
在台灣今年6月CPI較去年同期增加3.59%,創下近14年新高。台灣通膨數據比起多數國家來的相對溫和,但有其特殊因素。因此、美國FED積極升息,而台灣央行則緩步升息,讓美台利差進一步擴大,驅動台幣貶值、並造成外資撤離台灣資本市場。上半年外資拋售台股超過1.1兆台幣,台灣股價加權指數亦從1萬8,000點滑落至1萬4,000點,跌幅接近26%。而台幣一年來對美元的匯率更從27.52貶值到29.72,貶幅達到7.4%。7月份若聯準會再升息三碼,而台灣央行仍維持利率不漲、則將再擴大台幣與美元的利差。
在這樣局勢之下,雖然台灣通膨數據比起多數國家要來得相對溫和,但基於民眾對總體經濟資訊的理解是局部且片面的。我們期待政府能就未來的相關物價管控政策和貨幣政策,提供更全面資訊給民眾,儘早與市場對話,形塑未來政策共識,降低市場衝擊、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一、向社會說明通膨形成的國內外因素、及其傳遞過程,讓民眾有相對充足資訊、採取相對正確的經濟行為。
雖然每次通膨形成因素都不同,且各個因素可能交錯或交互影響,但如果社會大眾愈清楚經濟運行邏輯,愈能採取相對正確的行動,避免個人及其家庭經濟或福利損失。以這輪通膨週期的原因來說,其原因粗略可分成下列四項原因。1、全球超寬鬆貨幣政策。2、美中貿易競爭驅動外資大量轉單及台商回台投資設廠。3、新冠疫情改變需求模式且驅動生產結構變革。4、烏俄戰爭改變全球能源使用與供給結構。
前兩個原因屬於需求拉動通貨膨脹,典型對策是採緊縮貨幣政策因應。而後兩原因涉及了供應鏈調整和國際政治衝突(甚至美中競爭也涉及了全球供應鏈重組問題)。其典型思維,一是採供給面調整對策;但這耗費時間較長。替代手段則是針對特定產品之供給採降稅降費,甚至凍漲價格等有限效果的行政措施。另一是採取緊縮貨幣手段壓抑需求,藉此降低通膨,但這將冒經濟降溫,甚至衰退的風險。
二、台灣的通膨率相對低,部分得利於政策干預油電漲價所致,這雖然能緩和了高通膨帶來的嚴重所得重分配失衡、但卻造成台電與中油的巨大虧損,形成了另一種資源配置的效率低落。因此政策取捨之間,政府必須積極與民眾對話,取得民眾理解與信任,進而促成政府跟社會的經濟發展共識。
基於台灣通膨比起美國要來的溫和許多,因此預期下次台灣央行將升息半碼至1碼,或甚至不升息,而Fed則再升息3至4碼,台美利差將進一步擴大。如此一來,台幣將會有進一步貶值空間,這將有助於出口產業擴張;但在全球需求轉弱之際,這個助力效果將不太大。而另 一方面,預期新台幣貶值將驅使資金流出,這早已表徵在外資今年賣超台股1.1兆元。當美台通膨差距沒有得到控制,當美台利差預期擴大,國際資金移動仍會持續擴大。
台灣是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型經濟體系,央行對升息步伐的考量因素,除了物質及通膨因素之外,還需考量160萬家中小企業的生產力調整能力,他們擔負了86.72%的就業量。央行需積極與市場、與經濟學家們對話,以數據化解批評與壓力,進而凝聚貨幣、利率及匯率政策的共識。
貨幣政策一向仰賴央行對經濟結構和數據的「掌握」與「估測」,以及貨幣當局透過與市場及民眾充分對話、來掌握好民眾的通膨預期。在新冠疫情引發的供應鏈紊亂,以及包括美中衝突、烏俄戰爭在內的地緣政治衝突,都可能超出了貨幣政策研究的傳統範疇。也因此,央行對經濟結構、數據的掌握與估測能力可能就被弱化了。
譬如強如Fed的經濟研究團隊,對這次通膨預估就備受質疑。理性民眾自然知道,央行並沒有神秘水晶球可用,理想的貨幣政策將在理論與實踐之中,抉擇地修正前進,央行宜採開放態度,與市場對話。尤其央行自2020年起將M2「成長目標區」調整為「成長參考區」之後,貨幣政策目標趨於隱晦化,這時與市場溝通就成了政策透明化的不可或缺的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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