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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對大陸課徵關稅，全球經貿典範將轉移

來源：工商時報

　　基於認定大陸企業以不公平方式接受政府大量補貼、並形成過剩產能對外傾銷，近來歐盟繼美國之後，亦對大陸電動車祭出懲罰性關稅。由於中歐關係和中美關係並不一致，因此，雖大陸一方面對歐盟部分國家商品提出反傾銷調查，但也透過多管道與歐盟進行磋商，竭力避免中歐貿易衝突升高。然而，從國際情勢發展的種種跡象來看，即使「美」規「歐」未必跟隨，但在美國仍主導全球秩序的前提下，國際經貿極大可能面臨典範的重大轉移。

　　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主要受到美國影響。然而，美國的經濟路線一直存在兩條路線的論辯；化約來說，就是對政府應該介入市場到怎樣程度的看法迥異。例如，20世紀30年代，為因應經濟大蕭條，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以救濟、復興和改革為主要內涵的「新政」（The New Deal），強調政府應大規模介入經濟活動。這樣的大政府雖然創造了低通膨、高增長的榮景，但長期卻造成政府過度支出、國家競爭力下滑、企業活力不足等窘境。甚至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陷入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滯脹泥淖，政府再多的干預也無法解決此經濟危機。

　　1981年雷根就任美國總統後，揚棄主張政府應強力干預的凱因斯主義，轉向政府應減少甚至避免干預、崇尚「市場至上」的新自由主義；自此，人類度過了將近40年的鼓勵自由化、私有化，以及一體化的經濟全球化世界。

　　這樣的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也讓美國一度認為這就是人類文明歷史最完美的發展模式。然而，這個體制帶來的副作用，特別是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加劇美國內部分裂和政治的兩極化；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爆發，更讓人們必須正視這套體制的缺陷。與此同時，原來認為只要依循這套經濟制度，任何國家都將走上民主化道路，因而美國將大陸納入其建構的全球化體系；其結果不但沒能如所預期，大陸反而踏著經濟全球化的浪頭超德趕日，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

　　在2017年初川普就選總統後，美國透過對陸貿易戰，開啟全球經貿秩序的重建道路。美國在2021年初民主黨拜登執政以來，不但「川規拜隨」地延續共和黨路線，並提出更系統的論述。其認為過去「市場至上」的小政府思維，讓美國的產業結構過度金融化，造成製造業大量外流、致使產業空洞化。此外經濟一體化體系未如預期的帶來穩定的全球秩序，反而造成更多地緣政治的衝突。更嚴重地是，既有體系不但讓財富過度集中在社會菁英階層，還摧毀了中產階級，衝擊美國甚至體系內國家既有社會結構，助長了民粹運動的興起，使得美國尊崇的民主制度受到極大挑戰。

　　基於這樣的認識，拜登政府認為，在積極採取「小院高牆」策略維護產業安全的同時，美國政府應透過加強投資特定產業以維持國家競爭力，並與盟友共建一個超越傳統自由貿易的新型國際經濟夥伴關係，以打造一個更具韌性的產業供業鏈。

　　上述這個被稱為新華盛頓共識的新戰略，宣告美國將重回到大政府時代。事實上，川普主政時的貿易代表萊特海澤，在近期出版的《沒有自由貿易那回事》（No Trade Is Free） 書中亦強調，過去數十年過於關心企業利潤、廉價產品進口商、廉價商品製造國下的不平衡自由貿易，雖然讓美國民眾得以享受廉價商品，卻造成更多的經濟不平等和更多就業機會的消失。因此，萊特海澤認為，未來的美國應實施一個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

　　也就是說，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基於對「市場至上」新自由主義的反動，都趨於認為新的全球貿易規則，應是強化政府管制並加強政府主導、且關稅應作為保護國家利益的工具；同時在視大陸為美國戰略競爭對手而非夥伴的前提下，為避免大陸趕超，加強封鎖與圍堵將是必然的戰略。這樣的政經戰略大轉向，意味著近40年我們所熟悉的經濟全球化世界將一去不復返，一個更重視政府調節而非市場機制、更強調安全而非發展、更關注國家利益而非企業生存、更凸顯企業社會價值而非商業利益的全球貿易新秩序即將到來。未來美國無論誰主政，我們都將迎來一個高成本、高通膨、高債務、低增長的世界，全球貿易亦將成為一個零和的賽局。

　　面對如此的全球經貿典範轉移，高度鑲嵌在既有經濟全球化體系的台灣，無論政府或企業，是否能有同樣的認識？更重要的是，該提出怎樣的對策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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