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關稅戰談台灣產業的調整策略
來源:工商時報網
美國川普總統發起的關稅談判進入尾聲,最終稅率多少固然受到關注,但透過關稅處理的仍為表面的現象,即使談出一個可接受的結果,或比起競爭對手為低的稅率,一是這幾個月來的觀察不難發現,美方政策隨時可視情況再調整,二來發動此一作法背後的原因,是美國要改變不符合其利益的跨國經貿往來模式,因此以關稅為突破口,掀起全球經貿秩序的重組,台灣產業對此變化的對策為何,值得深思。
從美國政府的觀點來看問題,他對於長期經貿往來的對象,充滿不信任感,認為之前的互動方式讓美國吃了不少虧,具體表現在產業出現外移、失業率走升、貿易出現逆差等現象上。不論是否認同其觀點,因彼此實力過於懸殊,對於美方發動的談判,大多數國家只能被動的接招,盡可能的把影響降低。此一名為對等關稅談判的年度大戲,也擁有濃厚的政治談判色彩。
精準的說,這次的關稅談判,其本質是重新安排雙邊經貿秩序的流程,如果願意給付關稅之外的其他籌碼,也許能爭取到相對為低的稅率,在此具有掠奪色彩的談判中,包括強調彼此間的產業互補性、願意協助美國再工業化等訴求,即使言之有理,也難以理服人,重點是,「算總帳」時能否令美方感到滿意。
以台灣來說,包括大幅開放美國產品進口、擴大台積電等高科技廠赴美投資、增加購買石油天然氣與軍火,乃至金融面上,容許新台幣有相當程度的升幅、節制調節外匯存底偏高的美債持有部位等,都是可能的談判籌碼,我們只能安排好出手的順序,避免陷入更不利的局面。
真正要好好思考的是,面對此一時代的大變化,台灣產業傳統的發展模式,要如何調整到一個更適合位置上,從政府的政策到企業的經營,都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
首先是產業投資地點的調整,以台灣為主力基地的模式必須改變。企業投資決策的制定,主要根據成本精算與市場考量,決定布局地點和規模,在不確定性提高的此刻更是如此。目前企業既有生產端供應鏈重洗牌的變化,又有開發美國以外市場的壓力,加上對美貿易順差全球第一的增幅,遭到對方緊盯不放,不利台製產品繼續擴大市場,加上台灣資源有限,客觀的說,應掌握的是關鍵技術與核心產品,而非為打造台灣為大量產品的生產基地。
其次是偏重於生產事業的模式也要修正,擴大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由於以科技業為主的企業表現精采,金融業長期以來,多扮演生產事業配角的角色,此模式的最大問題是,企業家運營過程累積的大量財富,其資產服務多由海外的專業金融機構協助,台灣金融業偏重在融資面的支援並賺取利差,欠缺全方位金融服務的提供。
豐厚的金融資產何嘗不是台灣既有的另一項經濟實力,若能透過鬆綁管制與提供優惠,讓金融業複製國際金融市場能提供的商品,對創造就業和提振經濟,一樣可以做出貢獻,何況根據科技產業特色開發出的新金融商品,其特殊性還可發揮引資的效果。
最後是分散市場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美國市場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也是台灣產品出口最重要的目的地,但經此震撼教育,實應加快尋找並開發其他的市場,避免市場過度集中受制於人,談判過程還出現了股匯市的震盪,產業面的負面效應傳遞到了金融面。
要提醒的是,市場結構重新梳理的同時,決不要輕易的放棄任何一塊市場。坦言之,過去一段時間反覆提到的民主供應鏈說法,顯得過於一廂情願,兩大強權間的經貿互動,既多變也多重,既競爭又合作,談談打打無非是要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台灣又豈能畫地自限,篤信「一個地球兩個世界」的經貿形態,並讓自己只投入在其中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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