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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設計到治理韌性：Second Sourcing戰略意涵

來源：工商時報

文／陳厚銘（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系名譽教授、臺北商業大學全聯講座教授）

　　《從邊緣到核心：台灣半導體如何成為世界的心臟》作者台大教授陳添枝，日前在台大管理學院以「半導體與地緣政治」為題演講時指出：若台灣不想獨自承擔「美國製造」的責任，就必須讓Intel繼續生產。這項觀點揭示了「第二來源」（Second Sourcing）的核心精神：唯有多元供應與共享責任，才能在地緣政治的高壓下維持體系平衡。

　　回顧美日汽車之爭的歷史，真正的解方並非貿易報復，而是制度設計。Toyota在美國建立生產基地後，近半數汽車於當地製造，創造了就業與稅收，也化解了「反傾銷」壓力，轉而形成「共榮共生」的新秩序。這正是從對抗走向共榮的制度智慧。

　　這段經驗對當前的半導體產業具有深刻啟示。當全球供應鏈風險持續升高，「第二來源策略」早已超越採購層面的技術議題，成為企業韌性與產業安全的關鍵課題。從疫情引發的斷鏈危機，到晶片與關鍵零組件的出口管制，企業逐漸體認，過度依賴單一供應商或生產基地，將使營運暴露於結構性風險之中。全球產業體系正從「效率導向」邁向「韌性治理」，這不僅是成本與產能的再配置，更是一場制度邏輯的轉型。

　　過去的供應鏈管理強調「成本最低化」與「規模經濟」，在穩定市場中以集中採購與長期契約追求效率。然而，在市場政治化與安全化的今日，這種體系反而放大了脆弱性。第二來源的價值，正在於為體系注入彈性，使企業能在不確定中保持穩定。它不只是風險備援，更是一種長期性的治理投資，透過制度設計將不確定性轉化為可控範圍，讓企業在衝擊中仍能維持運行。

　　這樣制度邏輯早在資訊產業就已出現。1980年代，IBM為降低對Intel的依賴，指定AMD為第二來源，確保微處理器穩定供應也促成AMD取得x86架構授權，改寫產業格局。這場制度創新開啟了企業間「競合共生」的新關係。

　　如今，面對美國「去風險化」政策與主要客戶對供應安全的要求，台積電赴亞利桑那設廠，不僅是產能擴張，更是制度信任與韌性的實踐。同時，Intel、三星等被納入高階晶片備援體系，顯示全球半導體產業正從「效率競逐」走向「競合協同」，以安全、信任與透明為基礎，重構產業秩序。

　　當市場機制無法應對系統性風險，制度便取代價格，成為新的資源配置力量。美國《晶片法案》、歐盟的「開放戰略自主」政策，以及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各項材料補助方案，皆象徵產業競爭進入制度主導的重塑階段。第二來源策略因此不僅是企業的風險管理工具，更升級為國家層級的供應鏈治理機制。

　　對台灣而言，這股制度轉向既是挑戰，也是契機。透過成為國際品牌的策略性夥伴，台灣可鞏固全球價值鏈核心地位，並以信任與協同強化談判籌碼與技術主導力；但若分散布局過度，也可能削弱研發整合與成本效率。政策必須在「技術主權」與「開放合作」之間取得平衡，打造兼顧安全與創新的制度韌性，使台灣在供應鏈重組中持續發揮穩定且不可取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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